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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打官司

         中国人都很重视孔子的思想,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中庸,孔子就曾经曰过:“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 “中庸作为道德,应该是最高的了吧?”
         孔子为什么老是对我们强调中庸呢?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极端,比如说打官司,中国人对打官司就有太高的期望值,以至于当出现打官司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中国人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法院没有用,检察院没有用,律师没有用,打官司没有用!”。
         我农村老家有个二哥,40多岁了,他有一次就对我说:“打官司没用,我们村里虎妮跟狗胜打官司,打赢了也拿不到钱,你说打官司有什么用?”
         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会如此呢?
         二哥说:“狗胜穷得裤子都穿不起,所以虎妮就拿不到钱。”
         我对二哥说:“打官司并不是万能的,打官司能打出个输赢的结论,但它并不能把狗胜从穷人打成富人,虎妮是因为狗胜穷而拿不到钱,你只能说狗胜没有用,怎么能说打官司没有用呢?”
         中国人不仅打官司喜欢走极端,生活中我们也喜欢走极端,比如:考试成绩不好怪老师,字写得不好看怪钢笔,恋爱失败怪父母……实际上,我们不能因为没考第一名就说老师没用,也不能因为没成为书法家就说钢笔没用,更不能因为没追上奶茶妹妹就说父母没用。我们必须得承认,老师、父母、钢笔还是有用的,尽管他们不是万能的。
        同样的道理,二哥也不能因为虎妮没从狗胜手里拿到钱就说打官司没有用,二哥只能说,打官司不是万能的。
        马振杰律师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纠纷,有纠纷的地方就会有人打官司。”马振杰律师语录还可以更精简一点:“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打官司。”
        为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打官司呢?这得从“打官司”的特点说起。(为了说理方便,以后我就不再用“打官司”这个口语了,一律改为“诉讼”这个书面语)。
        第一个特点,诉讼是一个居中的纠纷解决机制。
        居中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
        比如说,张三和李四之间有矛盾需要解决,但张三和李四一般不会去找张三的父亲来评理,因为李四信不过,也不会找李四的父亲来评理,因为张三信不过。为了保证不偏不倚的解决纠纷,他们可能会找到相对超脱的王五来评理。
        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也具有居中的特点,法官应该以一个居中的姿态切入到纠纷当中。
        我经常对别人讲:“法院可以吃国家的,也可以拿国家的,却不应该为国家办事”。
        我当然不是说法院不应该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哪怕一个普通人跟国家发生纠纷,比如说我状告深圳市政府的时候,法院也不能够因为领了深圳市政府的工资站在深圳市政府的立场上判案。所以我说法院可以吃国家的,也可以拿国家的,却不应该为国家办事,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强调的是法院在解决纠纷的过程当中,不应该偏向于国家。
        你会说,法院为什么要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假定我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三百六十行,那么每一个行业都应该有其独立的、不可取代的品性,否则该行业就会失去在社会中存在的资格。比如说我们以前用的传呼机,因为它被手机取代了,所以现在整个传呼行业都消失了;再比如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报纸业也失去了其独立的、不可取代的特性,现在也举步维艰,随时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
       法院为什么直到今天还能存在于整个国家系统中?就是它本身具有独立的、不可取代的特性——居中性,如果法院丧失了居中性,它的功能就完全可以被其他政府机构取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法院和人民政府的最大不同就是——法院在面对纠纷的时候是没有立场的,或者说是中立的立场的;而政府是有立场的,政府往往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或者政党利益的立场上,我们小时候都整天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中有两句:“愿作革命的镙丝钉,立场坚定斗志强”,灌输的就是这种损私肥公、偏听偏信的政府作风。
       因为法院具有居中性的特点,所以既使一个外国人跑到中国来状告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红十字会,法院也应该居中裁判,不能偏私。
       如果法院没有这个独立的、不可取代的居中性,哪它和为政党服务的政府又有什么区别呢?纳税人凭什么用血汗钱养一个政府,再养一个司法系统呢?
        因为法院具有居中性,所以它还可以制衡政府。比如说公安局对张三乱罚款,张三就有可能跑到法院去起诉。张三为什么不跑市政府状起诉公安局呢?原因就是市政府没有居中性,谁也不敢保证它不会偏袒公安局。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实中法院就不会偏袒公安局,我是说如果法院坚持了其应该具有的中立性,它就不会偏袒公安局,但是现实是比较骨感的,很多法院就是坚持不了中立性。无法作到居中裁判。我说句稍微犯忌讳的话:不敢坚持中立性的法院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这样的法院没有存在的必要,纳税人也没有义务用血汗钱来养育它们。
        第二个特点。诉讼是一种依法解决纠纷的活动,
        夫妻两人吵架,居委会大妈一般不会依法来调解,而是直接“和稀泥”——
       “你是男的,你就让一点么!……”
       “清官难断家务事,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呢……”
        反正她不依法来调解,她就是要“和稀泥”。
        我并不是说“和稀泥”这种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好,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和稀泥”的工作作风,一个不会“和稀泥”的人肯定是个无趣的人,什么问题都依法解决,哪这个社会也太没有人情味了。我想说的是,诉讼和“和稀泥”不同,它是一种依法解决纠纷的活动。
        法官要对谁负责呢?
        法官即不直接对政府负责,也不直接对人民负责,法官直接对法律负责!马克思就说过:“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法官就要跟政府对着干,就要跟人民对着干,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说的是,在一个真正法治的国家,法律应该体现人民的意志,法官依法判案,就是在保卫人民的利益,保卫政府的利益。我们现在的宣传口号就出了很大问题,说什么要作党的忠诚卫士,即要政府满意,又要人民满意……
        这不是瞎扯吗?政府满意了,人民未必满意,人民满意了,政府未必满意,你到底是要忠诚于党?还是要忠诚于法律?如果你忠诚于党就可以了,哪还学法律干什么?象申纪兰一样举手同意不就成了?
        第三个特点,诉讼是一种程序活动。
        俗话说:“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的诉讼每一步都应该按照特定的仪式,特定的步骤,特定的时空来操作。由于诉讼的程序性特点,所以它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功能。
        程序有冷静的功能,它可以让纠纷双方迅速的冷静下来。两口子吵架,太太说:“我们要离婚!”
        先生说:“离就离,谁怕谁!”
        两个人怒气冲冲跑到法院,抬头一看:
       “哎呀!法院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挺瘆的慌”;
        再一看:
       “哎呀!上面还有天平,哎呀呀!还有法袍,还有警察,还要我们挨条陈述我们为什么要离婚!”
        这个时候双方可能冷静下来了,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决定不离。这就是程序的冷静功能,它可以让你更好的、理性的来表达你的主张。
        程序还有隔离的功能,它可以将与本案无关的其他的因素隔离出去。
        对于一个好的法官来讲,他坐在法庭上,他只看到原告席上是原告,被告席上是被告,至于原告是不是刘德华,还是深圳市的市长,如果这些因素和本案无关,他就不会去考虑。因为他只知道原告席上那个人就叫原告。
        这就是诉讼的隔离功能,因为法官把自己的私人感情和诉讼当事人隔离开了,才能作到就事论事,只有作到了就事论事,法官才有可能依法、依理来处理问题。
         此外,诉讼还有制约、整合的功能。
         制约功能很容易理解,在诉讼程序之下,当事人不能私自采取措施,比如说暴力殴打对方当事人,比如辱骂对方当事人,这些私力救济措施都不能运用,你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来给出自己的理由,来依法申请法院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反正是不能自己想咋来就咋来,它实际上是制约了私力救济的滥用,避免了矛盾的恶化。
         诉讼还可以把案件中所有问题整合到一个判决书当中,一个优质的判决书可以使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无论胜败,都可以自觉接爱法律的裁决。
         讲了诉讼的这么多特点,那么诉讼到底有什么用呢?
         第一个作用,诉讼因为具有中立性,所有可以有效的解决纠纷。
         比如说,张三和李四有纠纷,他们一起到村长哪里去接受调解,张三就会有一点嘀咕,为什么呢?因为李四经常和村长一起喝酒,而张三就会怀疑村长会不会有些小九九。这种怀疑当然是合理的,鲁迅先生早就讲了:“人情人情,只要是人,跟他讲情,没有讲不通的。”村长也是人,他很可能会偏袒李四。
         有的朋友会说,“法官也是人啊!难道法官就不会偏袒?”
         说得没错,法官也是人,也有私人感情,但是由于我们可以用完美的诉讼程序把与案件无关的因素隔离出去,例如,张三可以申请和李四有关联的法官回避;例如,在进入庭审之前,法官不得打听与案件无关的其他的因素,等等,这些程序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法官不会先入为主,客观的、理性的审判案件。
        我们知道,正义女神她有一个重要的装饰品——蒙眼布。这个蒙眼布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要避开与案件无关的因素,仅仅就事论事,公正、理性的解决纠纷。
中国古代的帝王也有两样装饰品,第一个是帽子前面的眼帘,另外一个是耳充,这两样东西是干什么呢?
        其作用就类似于正义女神的蒙眼布,这两样饰品时刻提醒着帝王,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保持理性,要保持超然,要把与事情无关的因素隔绝开去。
        所以,法官的中立性可以有助于有效的解决纠纷。有一些特定的纠纷,只能通过法院来解决,脱离了法院、脱离了诉讼,很多纠纷,根本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例如老百姓跟公安机关的纠纷,仰赖民间组织可能解决吗?两个政党之间有纠纷,民间组织的介入能解决吗?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的纠纷,民间组织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只能打官司。
        第二个作用:诉讼可以推动社会正义的实现。
        诉讼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位守护神,没有诉讼,受伤不仅仅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包括法律的权威、政府的信用。
        我们不要认为打官司仅仅是为了保护具体案件的当事人的利益,仅仅在保护着一个具体的你、具体的我、具体的他的利益。
        打官司当然是为了保护每一个具体权利人的利益,这毫无疑问。还有一点,打官司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
         例如,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房地产商虚假承诺,骗取购房人财物,如果我们不对他们提起诉讼,受伤害的是谁呢?
          第一个受伤害者当然就是哪个具体的受骗业主,第二个受伤害者是法律的权威。
          如果我们不对房地产商提起诉讼,房地产商就会想:“法律算什么?我想违反就违反,无所谓,反正我跟政府各部门都打点过了!”
          老百姓就会想:“法律算什么?还不是人家有钱有权的说了算,咱老百姓哪斗得过腐败分子呢?就算是我们打官司,人家还不是拿钱把法官买通判我们败诉?算了,忍一口气心平气和,退一步路海阔天空,与其和他们斗气,不如好好教育小孩子念书,将来出国移民来得划算。”
          大家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剧每天都在上映,法律还有什么权威?政府还有什么信用?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我说,公正的诉讼可以助推法律的实现,可以提高法律的权威,政府的信用。
          第三个作用:诉讼可以有效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举例来说,张三对福田区公安分局有意见,他可以到深圳市公安局去申请行政复议,这个有用吗?
          可能有用,但是张三不要忘了,福田区公安局和深圳市公安局之前就有各种业务往来,深圳市公安局会不会秉公处理张三和福田区公安局的纠纷呢?
          我个人认为,秉公处理是小概率事件,徇私枉法才是大概率事件。你想一想,市公安局搞处理这个纠纷的人是包拯的概率有多大?对不对,只有包拯哪样的人才做得到秉公处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我们不应该对人做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样的要求是违背人性的,他做得到秉公处理,我们应该歌颂他,他做不到秉公处理,也没有什么好谴责的。因为是人就会有人性,有人性就会掺杂各种感情因素,如果有一项制度去挑战人性,这个制度一定不是好制度。
          我们为什么要有回避制度?
          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回避,哪就是挑战人性,原告席上坐着法官的母亲,被告席上坐的是流氓,法官能作到秉公处理吗?说得不文雅一点,那大概只有变态的人才做得到,正常的人做不到。所以我说,因为诉讼可以通过各种精巧的程序设计来排除与案件无关的因素,所以它可以预防、制约公权力的滥用。
          有朋友问:“马律师,你把诉讼吹嘘得似乎无所不能,难道诉讼就真的是万能的?”
          诉讼当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期望诉讼成为包治百病的神药,诉讼本身也有很多缺点。
          首先,要想通过诉讼来公正解决纠纷,必须得有一个和平的政治环境。
          比如说,在今天的利比亚,老百姓可以通过打官司来解决纠纷吗?俗话说:“枪炮响处,法律静默”。战时与平时的社会秩序完全不同,战时诉诸暴力,也就是毛主席讲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平时诉诸法律,也就是现在提倡的“依法治国”。
          如果整个社会都是混乱的,处于战争的状态,你告到法院去有什么用?
          其次,要想通过诉讼来公正解决纠纷,还必须得有一个一个高素质的职业群体。
          要想公正的解决纠纷,必须得有一支好的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和律师队伍。孟子说过:“徒法无以自行”,柏拉图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如果法律制定得很好,但是司法官却是糟糕的,那么这个国家的法治将会沦为一出滑稽戏”。
           现在困绕我们中国司法界的一个难题是“执行难”——案子判下来了,就是执行不了。
           我就经常和法官聊天说,大家都不要片面的去抱怨这个执行难,要分清楚这个执行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一些执行难是法官素质造成的,你这个案子本身就是个黑判决,极不公正,另一方当事人当然拼命阻挠执行,这样的判决,执行不如不执行。
           还有一些案件,判决本身没有问题,与法官素质无关,比如说被告死了,执行难不难?当然难,但是这跟法官素质无关。
           现在我们法院系统所有的报表,都拿出一组数据来,说执行率90%或者70%、20%,而没有去作分门别类的工作。
           这些执行难有哪些是因为当事人怀疑你判决的合理性而拒绝执行的?哪些是当事人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而没有执行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作区分,包括我们法院系统自己。所以我认为,法院要很好的,更加理性的去对待执行难的问题,我们就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执行难?
           在医学当中有个术语叫对症下药,你只看到张三身体很虚弱,然后你就猛开补药,这个是不行的,你得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可能是因为心理疾病,你开补药,补药再多也没有用。另外,按照中医的说法,他还有阴虚和阳虚的说法,对不对?他本业是阴虚,你开很多阳虚的药,那不是越补越糟糕?所以你必须要找到症状,找到症结,你才能对症下药。
            第三,诉讼无法积极的介入纠纷的解决。
            民事诉讼当中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不告不理,其实这个说法不仅仅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当中也是如此。
            你不去告行政机关,法院会主动介入你们纠纷的解决?检察院不提起公诉,法院会主动审理刑事案件?
             都不会。不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在民事诉讼当中才不告不理。今天我要纠正一下大家的错误观点,所有的诉讼都是不告不理!为什么呢?这是司法的本质决定的,司法为什么要讲究被动性呢?因为唯有被动性,才能保证它的中立性,超然性。
             上世纪90年代,我正在读大学时,当时对于法官曾经有这样的表扬:某某基层法院的法官,深入群众,引导群众打官司。说这个法官是好法官,称职。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大家意识到了,这样的法官首先就不配称法官,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了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
             我们设想一下,王法官深入基层,看到群众张三,他对张三说:“最近你有什么问题?”
             张三说:“我跟李四之间有一个纠纷,是这么这么回事。”
             王法官就拍着胸脯说:“你到我们打官司,我保证给你主持正义。”
             张三听了王法官的鼓动,真到法院打官司了,王法官还能中立的裁判吗?
             大概很难。因为没有一个人喜欢自煽耳光,如果王法官判最终的结果是张三输了,张三不得把他骂死:“喊我来打官司的是你,判我输的还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法官必须要保持居中性,被动性就是为了保持居中性,中立性。
             第四,诉讼并不一定意味着正义的实现,有时候诉讼的结果可能和正义背道而驰。
             当法律的正义标准和普通老百姓的正义标准相冲突时,法官是不会去迎合社会的正义标准作判决的,法官唯一的上司就是法律,他会依据法律的正义标准去判决。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广西发生了一个案件,三个小偷驾车将农户的看家狗打死卖钱,被农户发现,打个半死。大部分舆论都认为是活该。但是如果该案件真的进入到司法程序当中,哪些参于殴打小偷的农户可能就会判处故意伤害罪。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历史,在咱党闹革命的哪些年代,反动政府依据当时的法律镇压、屠杀了多少正义人士!对不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还不能怪哪个法官,在其而谋其政,他的角色决定了他只能哪样做,他不能去作其它的,要不然他就不是法官了。
            诉讼决不是万能的,比如说在专制国家,你能够想象法官来制约君主吗?你能想象在我们国家法官来制约咱党吗?解放初期法官能制约毛主席吗?
            用文学的语言来讲,叫“党用甘甜的乳汁把我培养大”;“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诉讼怎么可以制约喂我们奶吃的人呢?是不是?
            所以,法律的制约功能,受很多因素的制约。没有大环境,大背景,光有诉讼也是白给。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司法公信力,当一个法院,一个司法系统,它的公信力没有在全社会得到树立,得到确认的时候,它要发挥它对其他公权机关的制约功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
            200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当时是小布什跟戈尔竞选,在竞选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投票完了之后,大家对选票有争议。美国总统选举是全民公决,最后怎么办呢?会不会重新投一次票呢?
            不会,通过法院判决来解决,愿赌服输,程序既然没问题,结果是无论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接受它。
            最后告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由那几个法官来裁决,法官最后认定小布什赢了,第一站出来说话的不是小布什,是戈尔,他说:“现在法院已经作出了裁决,我希望以前支持我的人从现在开始支持新一任的政府”。
            你能设想在一个法官可以收买的国度里,老百姓会接受这样的司法判决吗?这样的司法公信力可以奢望吗?
           美国大法学家叫罗纳德·德沃金,他写了一本《法律帝国》,书中写道:“在法律帝国当中,法官就是帝国的首都,法官就是法律帝国的将相王侯,法官只屈从于法律的指引,而不必考虑其他”。
           我个人认为,《法律帝国》这本书相当靠谱,写出了法律的精髓。
           最后总结:
           诉讼并不能包治百病,所以我们不能粗暴的用诉讼取代或者压制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也不要对诉讼有太高的期望值。社会中既有存在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比如说颇有中国特色的调解,仲裁、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我们都不要试图以诉讼机制来取代它,也不要去压制它,只要它们能解决纠纷,让它们并存好了。
           如何理性的对待诉讼,就是去激发,去承认,去更好的完善它本来有的功能,但是,不要给它太多的期望值,不要神化它,它不过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而已。
来源:原创      时间:2014/4/20